说说葡萄酒中的胡椒味

今后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围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展开。

汇率其实两国之间根据各自的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平衡性来设定，至少能衡量出两个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中国应该继续实施可浮动的汇率体制，特别是在危机之后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弱之际。

在考量这么做的得失时，中国的决策者应该考虑中国自身在国际上应当承担的责任和潜在的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甚至是贸易战发生的可能。刨除香港之外，中国全年总顺差达到2000亿美元，这只相当于2008年时候约三分之一。但是，人民币升值就真的能解决美国问题么？看来未必如此。这些都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国应该着手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又一次成为美国国会的靶子，反华情绪，似乎又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

在2005年7月到2008年9月之间，也就是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2%。而由于美国金融泡沫崩盘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前提下，中国的国际收支项目顺差正在显著减少。对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贷款结构，尤其是不良贷款的处理，中国专家应当加强分析。

这个地区由许多中小型国家组成，总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省，但它们的经历却千差万别。当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时，德国是最富的、发展水平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在那之后德国经济增长率也迅速加快。公众最终会要求政府履行那些不负责任的承诺，却把那些主张顺其自然的经济政策的人抛在一边。事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一些优点。

你问到的问题是全世界都在讨论的课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这不仅对经济是不利的，而且直接违背了民众的公平感，迟早会带来一些严重的社会紧张局面。

国际经济学界评价说：如果不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科尔奈，早就走进斯德哥尔摩的颁奖现场了。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第二，将某些改革措施强加给公众，是不会有效果的。根据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模式是一种理论性构架，描摹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特定关系。

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社会主义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出了重要的改革理论，中国改革也受益其中。就算从狭义的、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标准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大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工业与机械化交通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等。其后两个月，他以惯有的严谨反复修改问答，尽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财经》：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进一步改革的成本在上升。

第四，民族主义的傲慢自大、对成就的自吹自擂是要不得的。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来促进司法体系的现代化，但我认为要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保障各种合同得到遵守，中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回头来看，宪政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起来的，当时它们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今天。中国发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范意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试验性。

政府不是一部由清廉无私的公务员操作、运转起来纤毫不差、永远客观公正的机器，但它也并不是一部完全受贪权的腐败官员掌控的机器。4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突进还是和谐增长》，当时也被翻译成中文，不过恐怕早已在书店里买不到了。您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东欧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学习？科尔奈：我觉得最好不要试图从东欧转型中得出某种普适性的结论。此期的一些年份，经济产量甚至没有达到转变之前的水平。而且，印度的议会民主政体屹立不倒。事实证明，只有事先经过深入辩论并取得广泛支持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持久的效果。

结合匈牙利的实践，您有什么建议？科尔奈：你问到了匈牙利的经验教训，但事实上匈牙利人对此并没有共识。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

中国也是科尔奈格外看重的国度，他参加了1985年在中国举行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多年来，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一幅当年为自己著作《短缺经济学》设计的封面：一个人裸体站在镜子前。

不如来分析一下近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尝试着判定一下，这些特征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

第一，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银行部门存在一些大问题。一些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么做过。市场和政府这两种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市场调节的扩展，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这并不能自动保障政治改革的成功。

以几百年为单位，来思考世界经济史的进程，就能清晰地看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等国走过的道路。但在那些阻碍发展的官僚性障碍被消除之后，在政府允许自由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成长之后，印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当前的体制确保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比例，但这能维持多久？必须提醒读者特别注意，我并不建议中国遵循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北美模式或印度模式，就像我并不建议瑞典、美国或印度遵循什么中国模式一样。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消费与经济产量是同步增长的。

中国应该做哪些努力以实现改革目标？科尔奈：从万里之外的布达佩斯向中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我不敢贸然为之。成本低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

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我们应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冷静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并精心地计算在这些领域里，政府影响应该达到的规模与限度。第四，中国必须接受出口市场必将缩小这个事实。在以法治作为国家的基础方面，在发展不同的方式来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竞争方面，在拟订《宪法》方面，美国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你用的这个词显然是另一个意思，指的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方式或范例。这种政策只能带来一时的平静，政府迟早还是要为观点争鸣与言论自由创造更大的空间。

第二，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必然伴随的一个危险是，经济体中可能出现种种失衡和潜在的赤字，并在未来造成大问题。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财经》：您曾经说过，转轨过程中的制度改革由很多部分组成。

如果是有利的，它们是不是惟有在中国才能出现，其他国家能不能同样出现这些特征。在银行、教育、医疗、安全等不同的领域，合理的比例也各自不同。